编者按：此书清晰梳理了中国统一多族群国家的历史脉络，指出了“天下”观和“夷夏之辨”的文化内涵，分析了历朝“因俗而治”多元化行政体制的利弊，认为清王朝在新疆实行的“分治”政策是近代民族问题的直接成因。

作者王柯，1956年生，东京大学学术博士学位，2001年起为神户大学研究生院教授，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国家构造和权力合法性问题、近现代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、民族与宗教问题、中日关系等。

（本文摘自《从“天下”国家到民族国家》第三章

20世纪40年代，西安出土了一枚刻有“凶奴相邦”铭文的玉印。学术界认为，这枚印可能是汉王朝送给匈奴民族所建属国官僚的。“凶”本应是“匈”，之所以用“凶奴”，说明匈奴对中国来说正是一个“凶悍的家伙”。

在秦汉时代之前，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匈奴就已成为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，并不断给中国带来威胁。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，公元前318年，韩、赵、魏、燕和齐国就曾率领匈奴共同攻打过秦国。随着实行中央集权制的中华帝国的建立，匈奴对“中国”的侵略也逐步升级。因此，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，立即交给蒙恬十万人马，令其北上，将匈奴的势力驱赶至黄河以北，又修建完成了从临洮直到辽东的“万里长城”。独裁者秦始皇尽管拼命强调“皇帝”权力、权威的超时空性，但是他用来对付匈奴的最后手段，却是一个拒敌于国门之外的“万里长城”。

长城的修建并非自秦始皇开始。战国时代，由于战法由战车战转为骑兵战，战国七雄都相继修建了长城。不过，齐、魏、韩、楚等国的长城主要是为了防止“中国”的国家前来进犯而修筑的，而位于北方的秦、赵、燕等国的长城则是为了防卫匈奴的入侵而修筑的，秦、赵、燕的长城就是后来横亘于秦王朝北方边境的万里长城的基础。

万里长城也是当时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分界线。汉文帝时期投降匈奴的中行说，在向匈奴老上单于分析匈奴能够强于汉王朝的理由时说道：“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，然所以强之者，以衣食异，无仰于汉也。今单于变俗好汉物，汉物不过什二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。”所以，他力劝单于，为了维持强大的匈奴，有必要将对“汉”的依赖限制在最低程度。但是，对于无力抵御强大自然灾害的游牧民族来说，以各种手段从农耕民族那里取得农业食品，势在必行。因此，在秦王朝与匈奴之间，就不断地重复着万里长城内外的攻防战。

秦末汉初，匈奴的冒顿单于破东胡，败月氏，在统一了沙漠以北地区，建立了一大帝国之后便开始南下，与汉王朝争雄。公元前201年，匈奴渡过黄河，于当年秋天攻占太原后又夺得晋阳。面对匈奴的进犯，次年，落成长乐宫，“行朝见之礼，无敢失礼者”，于是“方知皇帝之尊”的汉高祖刘邦率领大军北上，决心与匈奴一决雌雄。不料反被匈奴包围在平城，“七日不食，不能彀弩”。最后不得不用重金收买匈奴之阏氏（单于之妻称号为阏氏），令其向单于进言：“两主不相困。”刘邦因此才得以逃脱。之后，刘邦接受了刘敬的建议，“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，岁奉匈奴絮、缯、酒、米、食物各有数，约为昆弟以和亲”，不得不改变了对匈奴政策。

这种不平等的“二主之约，昆弟和亲”的关系，一直持续到汉景帝时期（公元前156—前140年）。公元前176年，冒顿以“天立匈奴大单于”的名义修书照会汉文帝：“各引弓之国并为一家。”将月氏、楼兰、乌孙等西域二十六国收归自己统治。公元前162年，汉文帝修书照会匈奴单于：“先帝制，长城以北引弓之国，受命单于；长城以内冠带之室，朕亦制之。……朕与单于为之父母。”要求匈奴停止向长城以南的进犯。

汉武帝之前的汉王朝与匈奴的关系，无疑是两个平等的主权国家。一部分学者将之定义为“一个国家（中国）领土上的两个民族”，这是对事实的一种扭曲解释。据《汉书·匈奴传》记载，单于的全名是“撑犁孤涂单于”，“撑犁”为天，“孤涂”为子，“撑犁孤涂”即为“天子”。这一时期汉王朝的对匈奴政策，可以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。因为同时存在两个“天下”与两个“天子”的事实，是对“统一天下”的否定，完全不符合中国传统的“天下”观念。

然而，对匈奴和亲政策的实际效果远远低于预期目标。一直到汉武帝初期为止，尽管先后实行过九次“和亲”，但匈奴总是轻易地“绝和亲”，即撕毁和亲时的协议，根本未停止过对“中国”的侵犯，“小入则小利，大入则大利”。正如汉文帝在公元前174年给单于的照会中所说的那样：“背约离兄弟之亲者，常在匈奴。”司马迁也指责匈奴：“利则进，不利则退，不羞遁走，苟利所在，不知礼义。”“和亲政策”之下艰难维持的和平状态，实际上只是一种任何时候都可以遭到破坏的有限的“和平”。

汉王朝并非没有认识到这种“和平”的限度，所以在努力恢复经济的同时，从汉文帝时期就已经开始在上林苑反复进行军事演习，并试图通过向西北边境地区的移民来“实边”（充实边境），为对匈奴开战做准备。对汉王朝来说，以“和亲，通关市，给遗匈奴”为基础缔结不平等的“兄弟关系”，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策略而已。在各种意义上，汉武帝时期对匈奴政策的转变，都是一种理所当然。公元前133年（元光二年，另有一说为公元前134年），汉武帝曾计划将单于诱至长城以南予以歼灭，由于走漏了消息，计划以失败告终。“自是后，凶奴绝和亲，攻当路塞，往往入盗于边，不可胜数”，由此，汉与匈奴之间长期维持的“和亲”关系宣告终结。

其后，汉武帝于公元前127年、公元前124年、公元前123年、公元前121年、公元前119年等，先后共十三次发动大规模战争，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后，将匈奴的势力驱除到了大漠以北，并于河西地区设置了五个郡，此即所谓的“河西五郡”。公元前127年，汉修缮了位于河西地区的秦长城；公元前120年开始修筑现在的兰州市至酒泉一段的“河西长城”，公元前110年，又开始修筑酒泉至玉门关一段的“河西长城”；公元前102年，在匈奴势力已经退出的大漠南部，新修筑了“漠南长城”。因为“漠南长城”位于秦长城以北数百里或千里以上的地方，所以又被相对于秦长城称之为“外长城”。

公元前110年（元封元年），汉武帝率十八万大军巡视北部边境地区时，以“天子”的名义向匈奴发出挑战书：“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下。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，天子自将兵待边；单于即不能，即南面而臣于汉。何徒远走，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？”公元前101年，汉武帝又以“齐襄公复九世之仇”的“春秋大义”为根据，发誓向匈奴复仇。匈奴的单于内心惧怕，向汉王朝传话说：“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，汉天子我丈人行也”，承认“兄弟之国”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，表示匈奴不再要求与汉王朝平起平坐。

公元前121年（元狩二年），汉王朝与匈奴的关系又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。“秋，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，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归降。置五属国以处之。”关于五属国的国名，有各种的说法，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，即其地理位置都在长城以内，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甘肃省境内。

颜师古在说到“属国”的性质时指出：“凡言属国者，存其国号而属汉朝，故曰属国。”关于“属国”的详细内容，日本学者手冢隆义分析道：“都由典属国（中央政府中的部门）管辖，而由属国都尉直接监督指挥。投降的胡人生活于属国内，基本上是将投降部族原封不动地编入属国，但如果人数过多，则会被分割为几个属国。胡人的重要人物被册封为侯，靠食邑生活于长安，而其麾下的小王则与部下一起，从属于被汉王朝配署到各边境地区的属国都尉。至于属国内部，其本国原有的政治组织并未遭到破坏，王及其属下的千长依然存在。也就是说，匈奴的封建制度，在它的存在社会从庞大规模被解体为小规模的情况下依旧存在。”日本的秦汉史研究大家镰田重雄也支持这一观点。

关于汉武帝建立属国的目的，手冢隆义和镰田重雄都认为：“由于投降的胡人大量泛滥于汉王朝国内。……即使是坚决执行优待投降者这一怀柔政策的汉武帝，也无法让这种状态继续下去。于是让胡人生活于黄河以南，保持自己的习俗，自给自足，同时担任防止匈奴侵犯的任务。汉武帝这样做的目的在于，既能节省用于投降胡人的开支，又能做到以夷制夷。设置五属国可谓一举两得之举。”但是，即使是有节省费用的目的，也只不过是汉王朝属国制度的一个很小的侧面。武帝曾于公元前138年许可东瓯国的民众，公元前110年许可东越的民众移居中国内地，如果按照属国制度有一举两得之说，在这里设置属国才符合逻辑，但事实上汉王朝却并没有这样做。

镰田重雄在其著作中说：“不用说，前汉的属国设置主要是针对匈奴。”值得注意的是，汉对南方和东方的农耕民族所做的是导入郡县制，剥夺其作为独立国的地位，使其成为“内属”；而对西域的绿洲国则仅仅是要求宗主权，使其成为“外臣国”。但是，为什么只有对匈奴才设置“属国”呢？其实，汉的对匈奴政策一直都同时具有怀柔和牵制两种性质，属国的设置也正是一种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手段。

《后汉书·百官志》记载：属国“稍有分县，治民比郡”。由此可知，“属国”在行政上与郡处于同级，并不拥有主权。在万里长城之内设置并不改变传统社会构造和社会制度的异民族之“国”，已可以看出属国制度具有的怀柔性质；但是根据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记载：“武帝元狩三年，昆邪王降，复增属国，置都尉、丞、侯千人。”也就是说，与在“中国”的郡中设有“相”“尉”“监”相比，汉王朝向属国中则只派遣军事长官“都尉”。设置于边境上异民族地区的属国都尉的工作，就是监视异民族，属国事实上是一种被置于军事管制之下的特别行政区。汉王朝对匈奴政策具有怀柔和牵制的双重性质，它是以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为背景而产生的。但是在公元前60年，匈奴陷入内乱，到了公元前57年（汉宣帝五凤元年），匈奴陷入五个单于并立的状态。其中之一的呼韩邪，为了取得汉王朝的支持，于公元前51年来到“中国”，“入朝”“称臣”。呼韩邪单于曾先后三次“入朝”，由于匈奴单于来中国“入朝”实为前所未有之事，所以汉宣帝给予呼韩邪单于以超过了诸侯王的特殊礼遇。但是“入朝”本身就意味着双方的关系是一种“君臣”的关系。汉宣帝赐予呼韩邪单于一颗“匈奴单于玺”的金印。“玺”本义是“君主之印”，但是这种授受关系又表示匈奴的君主是由汉的天子所授予、所承认，也就是说，匈奴的单于最终还是汉天子的臣民。

从公元前53年开始，呼韩邪单于及其后任的四位单于，先后共向汉王朝送来九名“侍子”。“称臣”“入朝”“质子”制度的形成，意味着由呼韩邪单于系统的匈奴组成的“属国”，实质上是与西域各国一样的汉王朝的“外臣之国”。汉取得了对匈奴的宗主权，汉王朝的皇帝与匈奴单于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“兄弟”，而是变成了“君臣”。通过二百年来对匈奴的政策，汉王朝最终把在“天下秩序”中只能有一个中心，而不能有与自己对等的存在的理想变成了现实。司马迁曾经对匈奴进行了很苛刻的评价：“利则进，不利则退，不羞遁走，苟利所在，不知礼义。”有人说司马迁说这句话的目的，是“将匈奴的文化作为一种‘文化’来有意识地进行评价”，这完全无视和武断曲解了司马迁对匈奴的蔑视。有人极力说明中国和匈奴自古就友好相处，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，这种说法反倒是在否定“中国”因自身的文化力量而具有不断壮大发展功能的事实。

著者：[日]王柯 著

出版时间：2020.03

出版社：世纪文景/上海人民出版社